中医针灸医学史

一、针刺、按摩的起源

针灸医学是我国中医学的最早的发展源流，是中医经络学说和腧穴学说产生的起源。针灸学不是哪个医生、凭空想象，臆造产生的，而是古代医学家和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与大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它经历了一个由偶然到必然，由被动到主动，由不自觉到自觉，由不意识到有意识的运用过程。几百万年前，我们祖先已经在伟大祖国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依靠采摘植物野果和狩猎野兽充饥，过着茹毛饮雪的生活，为了生存，人们必须同大自然和野兽作残酷的斗争和拼搏，几经失败慢慢的学会了制造简单粗糙的石制工具和围猎武器，再加上火的应用，从而为针灸、治疗疾病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实践基础。针灸的起源具现代考古资料的研究，针刺技术当起源于距今一万年至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其端倪甚至可推溯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当人们在使用石器过程中，常常被飞起的碎石片击中身体某部位而受伤；在采摘野果和围猎野兽过程中容易受到意外创伤，这时却使得身体某些部位原有的疾病的病痛减轻或消失，这些现象不是经常的，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却不会少见，时间长了人们就会本能地用手按摩，或捶打身体不适部位能止痛疗疾。久而久之，人们便主动地利用尖锐的小石片或荆棘来刺激某部位，以达到止痛疗疾的目的，即发明了以痛为腧。

用以治病的小石片，称为砭石。《山海经》中记载：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为针，光芒四耀，能治百病。《素问· 异法方宜》说：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东汉《说文解字》释日：砭以石治病也。隋金元起注云：泛石者，是古代外治之法，有三者：一针石，二砭石，三馋石，其实一也。古人未能铸铁，故，以石为针。可见砭石治病即是针刺治病的萌芽阶段。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医学技术不断进步，工艺技术不断提高，针刺工具也在不断更新改进。继石针之后，又出现了骨针、竹针、陶针。到了夏商青铜器时代至春秋铁器时代，由于冶铁技术的发明，针具又更新为铜针，铁针，而治病的经验又形成了理论，出现了《灵枢·九针十二原》之著作。自黄帝始造九针代之砭石后，随着时代的变迁，铜针、铁针之后，又有了金针，银针……等。

196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多伦多旗出土了长约1寸半，一端扁平（可以切开疡肿）一端呈锥形（可以用来针刺）。1972年河南新郑出土了春秋战国的石针（一端可按摩，一端为三棱，可刺血）。山东省微山县两城山还出土了四块汉代画像石，其中一块刻有一半人，一半鸟之神物（拟指神医、扁鹊手握粗针砭石）刺向病人身体。1978年我国在内蒙古出土了一枚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铜针。1968年，在河北满城县西汉墓中出土了四根金针，五根银针，时至今日针具衍化成多种金属、合金的毫针、长针、巨针之棱针、梅花针……等。

二 灸法的起源

灸法的起源比针法的起源要更早些，可推溯到人类对火的发现和运用。我国300万年到25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已经知道了用火，以后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已经掌握了火的性能，并能长期保存火种了。最初保存森林雷电导致的林火，留下了天然火种，后来又发明钻木取火和打火石取火。据《韩非子·五蠹》篇记述：上古之世……民食蓏蚌蛤，臊腥恶臭，而伤脾胃，民多疾病。有圣人做钻燧取火，而民悦之，使之天下号之日燧人氏。《素问· 异法方宜论》记载：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唐·王冰注云：火艾烧灼，谓之灸焫。

灸字，由久火二字合成，其含义即指长久时间以火治病。起初用，松、柏、竹、桃、榆、枳、桑、枣八木之火施灸见于黄帝针灸《虾蟆经》，后因其副作用较大，不宜长时间灸疗，久则伤血脉、肌肉、骨髓，而后逐渐发现了艾叶这种更为理想的灸料，习衍至今而常用疗效不衰。

三、针灸的理论形成

针灸最早的理论形成载于《内经》。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春秋战国时代，它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而是秦汉以前医学家共同完成的论著，是把一些医家的经验总结起来，结合当时的文化，把一些观点和经验理论化，系统化，并托名黄帝而作。是我国最早且最完整的医学典藉。《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论著的。《素问》81篇，涉及针灸的就有59篇；《灵枢》81篇，涉及针灸方面的内容有55篇。后世称之为针经。

《内经》这部经典不但是针灸的经验总结，而且是人体解剖学的先躯。《内经·经水篇》指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结合实践，从而发现人体内存在着一种内联脏腑、外络肢节的运行气血的通路，这就是经络。并通过骨度分寸法定位取穴，以经络相联。阐述的尽善尽美。记述了单穴25个，双穴135个穴位名称，并记述了经络分布，取穴部位，和取法，主治，以及刺灸方法的内容；确定了五输穴、原穴、络穴、俞穴、下合穴等特定穴及配方法；为今天的腧穴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内经·刺灸法》中还记录了九针的长短、大小、形态、形状和功能作用，及禁及事项……等。其中强调了，治神、候气、守气等这些在剌灸中至关重要的问题。

1973年，我国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一部分帛书，据考古分析，是我国战国时期周代的写本，其中有两卷各记载有十一脉的循行，主病和灸法，与《内经》十二经脉大致相同。是早于《内经》的医学著作。因其原无篇名，目前暂定名《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也有人定为《帛书经》和《足臂经》。其中出土的医学帛书中还涉及到用灸法和砭石治病的《脉法》等。其成书年代要比内经早得多。其内容比较简略。是《内经》针灸，经络理论的前身。

战国以后到秦汉时代，其代表著作为《难经》，也叫《黄帝八十一难》是托名扁鹊所作。故称《扁鹊内经》可能是汉代时扁鹊学术思想的临床总结。全书主要以问答方式释《内经》之疑难。内容包括脉学、脏腑、经络、腧穴、疾病、针法等等，其中23-29难专论经络；62-68难，专论腧穴，69—81难专论针法，在很大程度上补充和发展了《内经》的学术思想。

在经络理论方面《难经》经络的组成，经脉的长度，十二经气血流注，经络和生理作用，经脉与脏腑的关系等均有新的阐述和充实。关于奇经八脉《内经》只有些零散的记载，未能冠以奇经八脉这个名称。《难经·二十难》则明确指出了人体在十二正经之外，还另有八条奇经。无论从经脉循行方面，或是生理功能方面，病理变化方面，均有异于十二正经。《难经》与《内经》也有所不同，《内经》是十二经的十二别络加上任脉之络，督脉之络，以及脾之大络；而《难经》则是十二经别络加阴骄、阳骄之络，并提出了脐下肾间动气为机体生命之源，是推动经脉中气血运行的根本动力。这一新的论断开创了命门学说之先河。

在腧穴方面《难经》最突出的贡献是五腧穴和八会穴的论述，《难经》用十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了五腧穴的名称，五行属性，功能作用和临床作用等。《难经》的五腧穴和八会穴的理论是《内经》无有记载的，是腧穴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在刺法方面《难经》强调了进针前押手的作用，发明了所针之处，循、扪、爪、切等辅助手法。《难经·六十九难》结合五行生克的规律提出了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针刺补泻原则。进一步完善《内经》针灸理论的不足。充实了针灸医学理论体系。

四 春秋战国和汉代针灸医学的发展

春秋战国和汉代注重针灸学术。作为国家的一种文化开始向海外传播。早在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为了开拓疆域，特命张骞出使西域，针灸学作为一项文化开始向西域传播。东汉的班超又再度出使西域，广泛开辟了东西交流通道，形成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开始中外经济、文化、医学的交流。在国内出现了著明中医学家有扁鹊、华佗、张仲景等为代表人物。

·扁鹊——本为远古时代传说能为人治病，给人们带来喜悦的神鸟，后来人们就习惯称那些技术高明的医生为扁鹊。这里说的就是战国时代的著名的民间医生秦越人。

·秦越人：（约生于公元前407年——310年）渤海郡郑人。（今河北省任邱县）人。年轻时曾从业旅馆工作，受到游客长桑君（游医）的真传实教，学得医术，精通内、儿、五官科，善用方药，针灸、按摩、热熨、敷药等治疗疾病。扁鹊喜欢周游各地，深入民间，他的足迹遍及河北、河南、山东、陕西诸省，并能根据各地风俗习惯和地方疾病的不同，能随时改变行医的科目，是一位深受百姓喜爱，医术高超的全科医生。扁鹊对针灸学的贡献较大，是我国针灸史上，第一位由史书记载运用针灸治病的临床医生。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他用针灸知识治疗虢国太子尸厥太子很快就苏醒过来，故此名扬天下，说，扁鹊能活死人。至今在河北、山西等地，还存有扁鹊故居，扁鹊庙，鹊王庙等历史遗迹。他的弟子有；子阳、子豹、子同、子游、子仪、子越、子宫、子术等多人，都得到其真传，精通医术，服务于民间。

·华佗：（生于公元？145——208年）又名旉，字元化，沛国谯人（今安徽亳县人，年轻时他曾游学徐土（今江苏、徐州一带，及山东南部区域）除了钻研医学为人治病，还兼通数经（指《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著作），和修身养性之法，他乐于深入民间，足迹遍及今（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等地，深受劳动人民的敬养和爱戴。

华佗、施针用穴简而有效，并发明了华佗挟脊方略；用药不过数味，效果立竿见影，劈脑割候，刮骨疗毒，剖腹洗肠，开创了中医解剖学和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并发明了麻沸散中药麻醉药，免去了施术患者痛苦。是中国医学史上贡献突出的医学家。在养生方面发明了五禽戏证实了体育运动的保健作用。

张仲景（公元150——219年？）又名张机，南郡湼阳（今河南省，南阳邓县）人，是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东汉末年，社会动乱，战火频繁，封建世家和豪霸列强纷纷割据，互相吞并，使田地荒芜，疫病蔓延，人口大量死亡，张仲景家族也死亡大半，激发了张仲景学医的决心。他一方面勤求古训刻苦学习内难二经，认真总结前人的医学理论。一方面博采众方，广泛收集当代医学家的医疗经验，同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撰写了我国第一部集辨证论治，理法方药，针灸方法为一体的医学专著——《伤寒论》，首创了伤寒六经辩证原则，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和理、法、方、药理论体系的基础，对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贡献极大。在《伤寒论》中，列举大量的针灸条文，这些条文不仅条理清楚，内容精湛，而言简意赅，发人深省。

张仲景运用针灸治病，一般分为针刺、温针、烧针（火针）、艾灸、热熨和薰法数种。对阳证、热证、实证多用针刺而少用灸法，反之，对于阴证、寒证、虚证，则多用灸法，少用针法之说。《伤寒论》119条：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主张灸法只用于阳虚阴盛的阴寒之证，而忌用于实热或阴虚火旺之证，否则，就容易出现火逆伤阴（包括灼津、耗血、咽燥、吐血、焦骨伤筋）的不良后果。所以《伤寒论》中关于灸法误治而成火逆坏病记载竟达18条之多，实为张氏经验之谈，也是后世灸法禁忌之准绳。他主张针药并用治病疗疾，以药治其内，针治其外。比起《内经》的单一疗法，有很大进步。

五、晋代的针灸进步

我国从晋代开始针灸有了飞跃性的进步，以皇甫谧为代表的针灸专著《针灸甲乙经》是在《内经》等书的基础上，系统整理起来的针灸专用书籍。

·皇甫谧（公元215——282年）又名静，字士安，号玄晏先生，定安朝那（今甘肃灵台县）人。少年时贪玩恶学，不思进取，至青年时方翻然醒悟，乃勤奋读书，皇甫谧的家族是朝中高官，也十分富有，但他却淡于功名利禄，意欲务农，以自食其力，耕作之余，刻苦读书，并著书立说，加之通读诸子百家，被人称为书淫。公元256年，皇甫谧正当不惑之年，不幸患了风湿痹痛，一度瘫痪在床，两耳也失听了。面对这种意外的打击，他并不悲观失望，而是振奋精神，努力自学医学知识，通过边学边实践，自我治疗，不但治好了自己的病，而且还萌发了编写针灸专书的念头，他认为针灸治疗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时流传的一些针灸方面的书籍，有的文辞深奥，浮辞颇多，难于理解；有的零散杂乱，重复烦琐，不便学习。于是他精心选材，删繁就简，分类编辑，加工整理，并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终于在公元260年左右完成了《针灸甲乙经》的编著工作。

《针灸甲乙经》全称《黄帝针灸甲乙经》，又称《黄帝三部针经》。因为该书是按天干列目，以甲乙为序依次排列的，故以甲乙命名。全书共12卷128篇，其中大部分阐明经络理论，确立腧穴名称，审定腧穴部位，论述针灸方法，提出针灸禁忌，记述了人体解剖、生理、病理和疾病的治疗等，系统、完整的一部针灸医学书籍，是晋代以前全面的针灸理论和临床经验的总结。

《针灸甲乙经》的突出成就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腧穴189个（单穴49个，双穴300个，共349个穴位）。而《内经》仅记载了160个穴（单穴25个，双穴135个）。《针灸甲乙经》的腧穴排列次序，是以四肢腧穴按经络分布排列，其余的则按头面，颈、肩、胸腹、腰背排列，制定了取穴方法，结束了晋代以前，定位不准确的局面。并提出了交会穴，八脉交会穴的理论，又增加了手少阴心经、五腧穴，整理、肯定了刺灸方法，禁忌事项，成为后世准则。

《针灸甲乙经》这一古典针灸专著，早在公元7世纪就传到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一带的波斯、印度等国。公元513年杨尔东渡日本传授中国医学。

《肘后备急方》是晋代医学家葛洪在《内》、《难》医经的攻研过程中，所发明撰写的晋代较有影响的灸法专著。陈延之的《小品方》也是晋代较有影响的灸法专著。

·葛洪，字雅川（约公元261——341年）自号抱朴子，人称葛仙翁，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东晋时著名道学家，据《晋书·葛洪传》载：葛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贸纸笔，夜辙写书诵习，逐以儒家知名。他博览群书，攻研《内经》、《难经》且好神仙之术，尤喜炼丹，曾一度在东晋王朝为官，晚年隐居于广东罗浮山，他著成《玉函方》一百卷，后经陶弘景、杨用道，增补成为现代流传的《附广肘后备急方》其中采取民间实用单方，验方及灸法汇编成书。是古代艾灸疗法较多较早的医学文献之一。

公元552年，梁元帝向日本钦明天皇赠送《针经》即《灵枢经》一套。562年，吴人知聪，又携带大量医书和针灸书籍《针灸甲乙经》，《明堂针灸图》等，前往日本，讲授针灸医学。

六、隋唐代时期针灸医学的管理模式发展

隋唐时期是我历史上科学鼎盛时期，医学也很发达，在医疗体制方面有了根本变化。据《旧唐书职官志》中记载，当时的官方医院太医暑里，开始设立针灸科，并开办了医学校，由太医署负责管理，太医署，下设针师部，按摩师部（相当于现在的系）有针博士、针助教、针师、针工、针生；按摩博士、按摩师等职称。镇针博士担任教学工作，向针生传授经脉，孔穴和针灸的方法，以《针经》、《素问》、《针灸甲乙经》为基本教材，必修之课。这是世界最早的医务行政和医学教育机构。

绘制彩色经络图也始于隋唐时期，先是甄权著《明堂人形图》，后来，孙思邈在此基础上按正面、侧面、背后绘制了三幅彩色图，谓之《明堂三人图》，其中十二经脉分别用青、赤、黄、白、黑五色标示。

到了唐代日本就开始了派留学生来我国学习针灸技术，701年仿照我国唐朝的医疗，教育体制，制定了医药职令《太宝律令》，医院也分设针灸科、按摩科。由于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颁布法令条例，鼓励针灸医学的传播和发展，从此代代相传不绝。针灸医学一度成为日本的主要医疗方法。许多在中国已经亡佚的针灸医书在日本却有保存《十四经发挥》就是其中一例。984年，日本针灸博士丹波康赖编著了日本第一部医学专著《医学方》共30卷，诸多内容均是我国宋代以前医学精华，其中卷二专论针灸。

我国与朝鲜（高丽）的医学交流也是历史悠久，早在公元6世纪（541年）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的邀请，就派人前往朝鲜传授中医针灸。693年高丽新罗王朝也仿照我国唐朝的医疗教育体制，在医院设立了针灸专科，也有针灸博士等相应职称。《内经》、《难经》、《针灸甲乙经》等也被列为学习针灸的基本教材。

我国唐代以孙思藐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为主流的针灸专著，推动了针灸医学和中医学的进一步发展，他收集了针灸处方400余个，涉及疾病100余种。绘制了彩色经络图；首创了手指同身寸和一夫法，并第一次提出了阿是穴的名称，收集整理了大量的经外奇穴，对后世针灸腧穴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主张热病可灸并制定了先阳后阴，先上后下的施灸次序。

他注重医德修养，强调针药综合治疗的突出观点，给后世的全科医学奠定了基础。

·孙思藐，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人，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医学家。约生于公元581——682年，享年102岁。孙氏幼小好学，7岁时口诵千言，18岁时博览群书，通百家学，善言老子、庄周，兼好释典，通晓阴阳，常论医药。他在针灸方面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在医德方面著有《大医精诚论》，彰显孙氏的医德见树，为后世医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焘（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陕西眉县人。因其一生工作在弘文馆（相当于国家图书馆）有机会接触丰富的图书资料，因其自幼体弱多病，母亲也经常患病，特别爱翻阅医学书籍，尽得书中要领。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当他81高龄之际，完成了《外台秘要》一书的编辑工作。《外台秘要》集唐以前医学方书之大成，是一本资料汇编性质和医学巨著。书中引用的大量文献资料一一注明出处，保存了一些现已亡佚的医学史料。但由于王焘并非医家，所以对收集的大量资料还缺乏一定的选择和鉴别能力。他认为灸法比针法更安全可靠，并提出华佗未能根治曹操的头痛病（头风）原因就是没有用灸法治疗。所以《外台秘要》便舍弃针法而专论灸法，书中尽收集了唐代以前许多针灸各家的灸法经验，对后世灸法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但是由于他的临床经验有限，对临床针和灸有着片面了解，他认为针刺不如艾灸安全，就片面地认识灸疗能治疗一切疾病，而针刺不安全可以拼弃。

七、宋代针灸医学的新成就

宋代全盛时期，针灸事业发展很快，针灸医学被列为医学教育的重要科目，由于造纸技术的发明，印刷技术的进展很快，医学著作也较多，其中，针灸著作除了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之外，还有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窦才的《扁鹊心书》，闻人耆年的《备急灸法》和马丹阳的《天星十二穴治杂病歌》等等。

·王惟一（约公元987——1067年），又名王惟德，为北宋太医院翰林医官，曾任尚奉药御。天圣四年（1026年）王惟一向宋仁宗（赵祯）建议，铸造针灸铜人，使经络、腧穴更加生动逼真地展现于人体。宋仁宗采纳了这个建议，诏令他负责此项工作。次年，王惟一便和其它工匠们完成了两具铜人的铸造工作，一具置于太医院供医疗教学之用，一具置于大相国寺供游人观赏。所铸铜人工艺精巧，造型逼真，头身可以拆开，全身11件古铜质模型连缀而成，以金属丝扎紧相连。体内有木制的内脏，四肢有木制的骨骼。所有腧穴全部以金字标出穴名。铜人的铸造成功，是王惟一对针灸医学的重在贡献，不但，开创了针灸模型的先例，而且方便了医学的教学，并能准确用来对学生进行针刺穴位的测试。事先以黄蜡封闭体表，腧穴标记将水或水银注入铜人穴位空腔，如能准确刺入指定穴位，退针时水或水银便随针流出。稍有偏差，则针不能剌入，水或水银也不会流出，是一个锻炼学生过硬本领的绝妙办法！宋代铜人后来因战乱遗失，实为历史的遗憾！

铜人铸成之后，王惟一又编著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共3卷，载穴354个，在《针灸甲乙经》349个腧穴的基础上又增添了青灵、厥阴腧、灵台、膏肓腧、腰阳关5个腧穴，详细记述了每个腧穴的定位，主治、刺灸法等项内容。该书体例严谨，次序井然，以14经为纲，354个穴为目，并例图表示，一目了然。这是继黄甫谧《针灸甲乙经》之后，对针灸医学的又一次大的总结，对宋朝以前针灸各家腧穴的分岐，有着统一的作用，是我国古典针灸医籍中的重要著作。

王惟一不但精于针道，而且还擅长石刻，他曾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内容，刻在两座二丈多高的石碑上，树于当时的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使针灸医学知识在民间广为流传；促进了针灸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位针灸经穴考据家，因此垂名千古。

针灸铜人体现了针灸医学、冶金工艺、雕刻工艺、文字书法多面艺术，是我国科学遗产中珍贵的文物，受到国内外的赞誉。北宋靖康年间（1126年），汴梁被金人占领，两具铜人相继遗失，南宋初期，其中一具在民间发现，建安二年（1128年）宋金议和时，金人曾以奉送铜人为议和条件。绍定四年（1232年），南宋政府又将铜人进贡给蒙古。至元二年（1265年），铜人被修饰一新。1271年，世祖忽必烈当政时将国号改为元朝，同年将铜人从汴梁运到大都（北京），置于太医院内。后因战乱再度遗失，是我国历史上一大憾事。明、清两朝政府相继对针灸铜人做过仿铸、复制。明正统八年（1443年），明英宗（朱祁镇）曾诏令当时的能工巧匠仿铸铜人多具。著名针灸医家高武也效法王惟一铸造男、女、童三具风格各异的针灸铜人。清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皇帝令人复制小型针灸铜人多具，用以嘉奖（医宗金鉴）的编著者们。这些铜人现在国内许多博物馆和医史馆均有保存。

·王执中，字叔权，东嘉（今浙江省瑞安县）人，南宋、乾道（1169年）已丑进士，官从政郎，澧州教授。

《针灸资生经》是王执中编撰的一本针灸名著，全书共分七卷，刊行于1220年。第一卷列论腧穴，其体例与《甲乙经》基本相同，第二卷阐述针灸方法，骨度；第三至七卷分述治疗，罗列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病证一百九十三种，并时属病征百余种。全书博采古人效验众方，结合自己临床心得著成，颇受学者重视，临床价值极高。他主张针、灸、药全面知识必备，则为良医。在取穴方面注重压痛点，进针收到良好效果，反对因循守旧，具有一定的革新思想，并利用自己实践，纠正了一些原来被列为禁针禁灸的腧穴。他反对针刺选吉日的观点，认为治病主要要根据病人的实际证候特点决定选穴处方，而不应该机械地死守什么黄道吉日否则就会耽误病人。

·窦材，浙江绍兴人。所著《扁鹊心书》实为托名之作，成书于1146年共3卷，托名扁鹊所传，上卷论经络，针灸法；中卷论伤寒及杂病；下卷续载内科杂病及外科、儿科、妇科等病症；另有神方1卷列94方，其中有口服中药麻醉方，为临床医生所重视。在灸法方面注重任脉，足少阴肾经，足太阴脾经腧穴；另外注重灸法，少则十壮，多则百壮，他认为要治大病，或根治疾病非大量施灸不可。

·闻人耆年，浙江嘉兴人，以医为业四五十年，偏爱灸法，他认为灸法具有简、便、验、廉的优点，也能用于急症。晚年著有《备急灸法》一书，言简意赅，图文并茂，不但国内享有盛誉，而且还远传到海外日本。

·马丹阳，又名马从义，马钰，字宜甫，陕西扶风县人。所著《马丹阳天星十二穴治杂病歌》为其临床经验的总结，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被后世广为传诵，他不仅重点列出十二腧穴的诸多主治，更重要的是能够启示后学者对全身重点腧穴的临床应用。这些腧穴应用具备取穴方便，主治广泛，疗效显著，刺灸安全等特点。

八、金元时期针灸学的新发展

金元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代，医学发展盛况空前，名医除金元四大家（刘宗素、张从正、李东垣、朱震亨）四个著名医学家所代表的寒凉、攻下、补土、滋阴四大医学流派外，在针灸界也涌现了（何若愚、窦汉卿、王开父子、忽泰必烈，滑伯仁）等针灸名家。

由于宋朝理学流派的影响，促进了金元医学界对医学理论研究的风气，在天人合一，人应自然的思想指导下，针灸医学领域也萌发了按气血流注，时辰开阖取穴施针的治疗方法，即子午流注针法。何若愚就是最早的倡导者，他曾写了一篇《流注指微论》后又取书中要义，改写成《流注指微赋》载于他的《子午流注针经》一书中。此书是后世研究子午流注针法不可缺少的书目。

·窦杰（1196——1280年）又名窦汉卿，窦默，字子声，金元时代医学家，（河北省邯郸地区肥乡县）人。曾向名医李洁学铜人针法。曾针愈过昏迷数日的病人。应元世祖忽必烈的征召，任照文馆大学士太师等职，被封为魏国公，谥文正。著有《针经指南》、《标幽赋》、《通玄指要赋》、《铜人针经密语》、《六十六穴流注秘诀》等。窦氏注重临床实践，并富于创造精神，不但奉行，子午流注法，而且还将子午流注的结合八脉交会穴，创立了灵龟八法。是将针灸理论中较深奥、幽微的内容用歌赋的形式通俗浅显地标举出来，以便诵读和记忆。《流注通玄指要赋》也是以歌赋体裁论针灸治疗，重点介绍经络辩证论治的取穴规律，窦氏的歌赋是他一生经验的总结，通俗易懂，对后世针灸知识的发展和普及起到推动作用。

·忽泰必烈，名公泰，字吉甫，蒙古族人，元朝翰林学士，精于针灸医术，尤其对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研究精深，曾著有《金兰循经取穴图解》一书。滑伯仁所著《十四经发挥》就是以此为蓝本而写成。

·滑伯仁（公元1304——1386年）又名滑寿，自号樱宁生，许州襄城（今河南襄城县）人，对针灸有较深造诣，他对当时的针灸医生只注重腧穴而忽视经络的偏向，慨然疾呼：经络不明，则不知邪之所在，并以《金兰循经取穴图解》一书为蓝本，于公元1341年写成了《十四经发挥》一书。他认为，任、督二脉对人体的生理、病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又有专用腧穴，理应与十二经脉相提并论，合称十四经脉。他参照《内经》、《难经》、《针灸甲乙经》等书，对奇经八脉的循行部位，生理功能，病理变化，治疗作用等都作了详细的描述。

《十四经发挥》的问世，是我国针灸经络学说不可磨灭的论著。此书在我国曾一度失传，却被日本医学界保存下来，被奉为习医根本。我国现存版本是承淡安早年从日本带回国内的校注本，上面还留存着日本针灸学家的学习批注。

金元时期，由于我国对海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据《大越史记》所载中国元代针灸医学学者邹庚作为一名中国针灸医生，曾赴越南为诸王候治病，把我国针灸技术带到越南，被誉为神医。

九、明代针灸医学新发展

明代我国针灸医学的代表人物层出迭增，以高武、杨继洲、徐凤、陈会、刘谨、陈言等为代表的针灸医家各有所见树，由于印刷技术的快速发展，针灸著作也是显现的丰富多彩。在国外朝鲜政府开始向我国派遣留学生学习中医针灸技术，朝鲜留学生许俊学有所成，在我中医，针灸文献基础上编写了《东医宝鉴》，其中有一卷专论针灸，在我国至今有流传。

明代，郑和下西洋，我国的航海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医和针灸学术也开始了与欧洲、非洲国家交流。17世纪荷兰人布绍夫（Busschof）首先在西方国家介绍我国的针灸医术，他的书稿1676年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1694年法国医生甘佛将针灸医术带回本国。随后，法国、美国、俄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也陆续出版针灸书籍。1378年日本学者竹田昌庆将我国针灸铜人，针灸工具和部分针灸医籍带回日本，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从西方引进西方医学以后，从未排斥中医和针灸，而是积极运用现代医学知识对中医、针灸医学进行研究。

·我国著名针灸医家高武，别号梅孤，明代（约15——16世纪）四明（今浙江鄞县）人，据《鄞县志》称，其负奇好读书，凡天文律吕，兵法射骑，无不闲习。嘉靖中北上考武举，晚乃专精于医，治人无不立起，曾慨近时针灸多误，手铸铜人三，男、妇、童各一具，以试其穴，推之人身，所验不爽毫发。他在治学上反对因循守旧，拘经泥古，具有创新精神。他在《内经》、《难经》的基础上又旁研诸家，结合自己的心得，先后编著了《针灸聚英》又名《针灸素难要旨》，对后世影响较大。

《针灸聚英》又名《针灸聚英发挥》4卷。首卷是基础篇，阐述了经络、腧穴的基本理论；次卷是治疗篇，讨论疾病的诊治、处方；三卷为刺灸篇，介绍针灸的操作方法和禁忌；末卷记录各种针灸歌赋，每段之后多加按语说明。他主张辨证论治，以《百征赋》为例，提出对证选穴要再三用心——用心辩证，用心处方，用心定穴。至今仍有效的指导着临床。

·杨继洲，明嘉靖万历年间（约公元1522——1620年）又名杨济时，祖居三衢（今浙江省衢县）人，是明代最杰出的针灸名家，自幼爱好针灸，中年曾任太医院医官，一生行医50年，以针灸为主，针药并用治疗了很多疑难杂症。《针灸大成》是杨氏的代表杰作。自公元1601年问世以来，至今已有47种版本，其翻刻次数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声誉之隆，都是医史罕见的。他在临床中不拘泥经穴，善于发明经外奇穴，也叫有效穴。他主张宁失其穴，勿失其经；宁失其时，勿失其气。他在临床中总结了针刺手法8种：揣、爪、搓、弹，摇、扪、循、捻8法。他的治学精神堪称后世之楷模。

·徐凤，字廷瑞，号泉石，江西弋阳县人，明代针灸学家，他受到金元时期窦汉卿针灸医学家的学术影响，极力奉行子午流注法。他看到明代以前针灸界盛行灸法，而针法几乎荒废，为了纠正重灸轻针的偏向，就编著了《针灸大全》，又名《针灸捷要》一书。他注重针灸操作手法，首创了烧山火，透天凉等12种针刺手法，对后世影响较大，至今所用的凉热补泻手法，即是此法的延续。

·陈会，字善同，号宏纲，江西丰城县人，明代针灸名家。曾著有《广爱书》10卷，记录了针灸临证经验，强调针灸手法，他的首创手法是根据气血的走向而定补泻，即迎随补泻法和先泻后补的手法。

·刘谨，字永怀，号恒庵，江西南昌人，是陈会的学生，继陈会之后，著有《神应经》一书，主要记述了针灸临床证治的经验，比较切合实际。

·陈言，字西溪，福建建阳县人。在针灸学术上与窦汉卿、徐凤等相合。著有《杨敬斋针灸全书》，本书以歌赋和绘图著成，此书可能是杨敬斋的手抄本，由他整理，或是由阳氏口授秘传，由陈言整理公布。

·王机，（公元1463——1539年）字省之，号石山，安徽祁门县人。明代著名的外科医学家，师承其父，由于他勤奋好学，潜心钻研，深得医学要旨，精于外、内、小儿、针灸诸科。在针灸方面著有《针灸问对》以提问、答疑的方式论述针灸的基本理论，区别针药施治的异同，阐明误诊、误刺、误灸的危害。他注重临床实践，反对因循守旧，崇古不泥古，遵经而不拘经，反对在手法上巧立名目，故弄玄虚的不良作风。在针刺学术思想继承了朱丹溪，受补阴派的学术影响，认为针能治有余之实证，难治不足之虚证，对于虚证，针灸治疗的效果远不及汤药，在艾灸禁忌方面崇仲景之说，主张热征禁灸。认为热证用灸，就象抱薪救火，犹如火上加油之弊。

·吴崑（约公元1552——1620年）字山甫，号鹤皋山人，参黄子，安徽歙县人。精于方药，并善针术。著有《医方考》、《医篡》、《砭焫考》、《针方六集》等。《针方六集》是一部汇集前人针灸理论又不乏个人临床经验的针灸专著，书中的《针药短长》、《针药治目》、《针药有序》、《针药犹兵》、《针药勿过》等篇章，对针灸和药物的详加比较，独具特色，突出了针药的共通性，创造了不少针药治病的新方法，为研究针灸和方药在治疗上的关联性做出了贡献。

·李时珍，（公元1581——1593年），字东壁，号频湖，又名可观，湖北蕲春县人。明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出身名医世家，自幼好学。中年曾任太医院副主管，但他不慕权贵，鄙视利禄，一年之后，就辞官回到故里，为乡临们治病。他不信天命，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以毕生的精力从事医药科学实践。常常深入民间，求教群众，他足迹踏遍大江南北的数省山野。用了近30年的时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广听四方资料，倾听百家之言，写成了《本草纲木》这部药物学巨著，成为驰名中外的医药学家。在《本草纲木》中，详细介绍了蕲艾作为最佳灸料的性能，特点和使用方法，并介绍了雷火神针，《太乙神针》的药物处方及制作方法。在针灸方面著有《奇经八脉考》，对不大被人重视的奇八脉作了多方系统的考证，提出了以阴维脉，阳维脉为奇经八脉之纲领的独特见解，丰富了经络学说的理论，促进了针灸医学的发展。

·张介宾（公元1563——1640年），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浙江绍兴人（祖籍四川绵竹县人）博学多才，治学严谨。集三十多年研习《内经》博览群书，综合百家学说，编著了《类经》一书，洋洋十万言，颇有创意。他按二个项目分门别类，虽然割裂《内经》原文，但都条理井然，查阅便利。常常以《灵枢》之言启《素问》之微，以《素问》理发《灵枢》之秘，书中对针灸论述甚为详尽，对于疾病的针灸治疗，主张实证用针，虚证用灸。继《类经》之后，张氏又著有《类经图翼》、《类经附翼》二书。尤其是《类经》一书图文并茂，三至十卷专论经络，第五卷《诸部经络发明》结合经络循行部位与体表各部以及脏腑，组织器官的联系分部汇辑，独辟蹊径，他在分析《内经》原文和针灸医理方面独树一帜，甚为后世遵崇。

·李梴，号建斋，江西南丰县人，明代医学家，在针灸方面，注重经络理论，他指出医者不知经络，犹人夜行无烛，从业者不可不熟。李氏还注重五输穴和八脉交会穴的临床应用，提出周身三百六十穴，统于手足六十六穴，而六十六穴又统于八穴。崇尚窦汉卿和徐凤的学术思想，奉行子午流注针法，著有《医学入门》，内载经络、腧穴、针灸方法，在写作方面用歌赋体裁为正文，以注释作补充说明，使初学者便于入门。

十、清代我国的针灸医学的衰落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于西洋医学的传入，封建统治者崇洋媚外，殖民主义在中国的侵略行径，中医学、针灸学受到了很大歧视，再加上以清朝道光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制度延深，于1822年道光皇帝下诏，谓其针灸，袒胸露怀，有失大雅，太医院从此废止了针灸科，历代生存了几千年之久的针灸科，被逐出了官方医院，只能在民间流传，针灸医学遭受到史无前例的创伤，而西方国家却得到了进一步传播，19世纪40年代法国、英国、俄国一些医生开始用针灸治疗方法治疗疾病，并出版了有关针灸医学的书籍。法国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18世纪初，法国路易· 白利屋兹（Louisbeniouche）就从事针灸疗法的学习和研究。后来，法国驻中国领事粟理·莫兰特（Souhemorant）为针灸医学在法国的传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可见，清朝政府以道光皇帝为代表的丧权辱国的政治统治，为西方国家的值民侵略创造了机遇，大开绿灯。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史无前例的创伤。

·李守光，清代前中期的针灸医家，其代表著作《针灸易学》，成书于嘉庆三年（1798年）。李氏认为针灸之易，易在腧穴，显而易见，针灸之难，难在手法，因其深奥难求。故倡导学针灸应先学手法，决学谁认证，最后再学腧穴。根据这一指导思想，《针灸易学》上卷首先论述针刺手法，中卷论识证；下卷论寻穴。浅而易学，显而易明是本书的特点，对初学针灸者有较大帮助。

·李学川，字三源，号邓尉山人，江苏吴县人。清朝初期针灸名家，李氏有感于今医独视方药，视针灸为小技而忽诸，故欲意方药。针灸两家同筏，使医者能够左右逢源，会归一致，乃比较《灵枢》、《素问》、《难经》之异同；参照《伤寒论》杂病方书之辨证论治之法，于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编就《针灸逢源》一书。全书共分六卷。卷一，卷二为《灵枢》，《素问》有关针灸原文，作为针灸医学的理论基础；卷三为群英荟萃，撷取历代针灸专著及诸家针灸医论之精要；卷四为经穴考证；卷五为各种病症针灸治法；卷六对临床各科病症进行病因、病机分析，并附有部分汤药处方以济针灸之治，本书是一本内容丰富，且具有一定特色的综合性的针灸专著，与明代同类针灸著作相比，总体上类似《针灸大成》，而编排取舍更为精当。对《内经》原文注释详细，经穴数目上增加了中枢、急脉二穴，使经穴总数达到361个。此书可谓继清代以前群宫荟萃，考经穴之误，而正讹补阙，操针道之微而明病源治法，总结前贤及临床实践，嘉惠后学的一部良书。

·吴亦鼎，字砚丞，安徽歙县人，清代后期针灸医家。吴氏针对明末清初以来众多医家存在着重药轻针，重针经灸的倾向，力昌灸法，于咸丰三年（1851年）编著《神灸经论》一书，以纠时弊。全书共分四卷，详列蓄艾，用艾，病症的分类灸治，灸忌，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的循行分布路线以及相关经穴的定位，主治等等。附有经脉、腧穴图和腧穴歌诀，是一本较为系统、完整、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实用性极强的灸疗专著，对后世灸疗大有贡献。

·《医宗金鉴》为清代政府修订的医学宗合作品，由吴谦、刘裕铎主编。全书共90卷，《刺灸心法要诀》是本书的七十九卷至八十六卷，共八卷内容，全面汇集了成书以前历代前贤针灸精要，编辑歌诀144首，附图134幅，易诵好学。其经脉、孔穴的内容占90%篇幅，足见该书对针灸基础理论的重视程度。《医宗金鉴》成书以后，亁隆皇帝赐编书者每人一具清制针灸铜人，作为奖励。亁隆十四年（1743年）以后《医宗金鉴》被列为大医院医学生的教科书。

·廖鸿润（针灸学） 廖鸿润（中国针灸辞典）字达宾（针灸学）字逵宾（中国针灸大词典）湖南澧陵人，清代中后期针灸医家。廖氏精于针灸，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著成《针灸集成》一书，也叫《勉学堂针灸集成》共四卷。卷一为针灸学的基本知识，有针法，灸法，禁针穴，禁灸穴，十四经走向，及所主症候和脏腑主病症等；卷二按人体部位的系列病症的针灸治法，和内、外、妇、儿各科病症的针灸治法；卷三、卷四详细叙述十四经经穴和140多个经外奇穴的定位，主治等。是针灸作品辑录经外奇穴最多的著作。廖氏的《针灸集成》问世，拯针道于衰落之时，救黎民危难之际，是针灸在清末时期很难处境中一个巨大的贡献。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外殖民主义的侵入，西洋医学也大量传入中国，整个中医事业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针灸医学更是濒于绝灭。

十一、民国时期针灸医的起伏

民国时期，虽然形成了中医、西医的并存局面，但是，由于民国政府和北洋政府的政要的崇洋媚外政治极端，对中医采取自生自灭的政策，甚致歧视，排斥的态度；西洋医学界的一部分人为了达到全面占领中国医疗市场的目的，不择手段的诋毀、诽谤中医针灸；而在中医界本身，也有少数人出于自身的需要，重药轻针，对针灸持怀疑和排斥态度。在这三股势力的重压之下，特别是反动政府几次通过废止中医的立案，使中医针灸医学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但是由于广大中医针灸工作者的强烈反对及全国各界人民对中医针灸的信赖和热爱，才得以免遭灭顶之灾，但只能在民间广为流传和利用。

北洋政府崇洋媚外，极力鼓吹民族虚无主义，从民国三年（1914年）起就提出了废止中医的主张。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正式通过了废止中医的提案，他们的倒行逆施，立刻引起了全国各地中医药界和全国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3月17日，在上海中医药团体的发起下，全国15个省132个中医药团体的近300名代表在上海集会，声讨反动政府的罪恶行径。会上成立了全国中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并组织赴南京请愿团，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取消所谓废止中医的提案。上海中医药人员还罢工半天以示抗议。这一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声援，并取得了胜利，废止中医案最终未能实施，从此便将3月17日定为中医节。

1933年和1935年，国民党政府不甘失败，又曾两次提出废止中医的主张，但中医界许多志士同各界爱国人士力争，不畏强暴，保护了针灸医学这一精萃遗产。著名针灸学家承淡安就是站在这场斗争前列的勇士，他相继创办了中国针灸研究社，中国针灸专科学校，及针灸学术刊物《针灸杂志》。带动了全国的针灸有识之士纷纷组建针灸学社，针灸研究所，针灸医学院校，成立了专门从事针灸教学、医疗、科学研究的学术组织和机构。在民国时期针灸医学的人才培养做出了很大贡献。

民国时期的针灸医家，虽然身处逆境，但仍然坚持著书立说。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黄竹斋的《针灸经穴图考》和承淡安著作《中国针灸治疗学》等。

·黄竹斋，（1885年-1960年）陕西临潼人，职业军医，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国民中共国医馆常务理事，对当时的医学教育提出过许多建设性意见，在振兴和发展中医针灸事业方面功不可没。新中国成立以后，历任卫生部中医研究院针灸科主任、卫生部针灸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针灸经穴图考》是黄氏根据自己多年钻研《内经》、《难经》、《针灸甲乙经》等六十余部古典医书，搜集有关针灸文献资料，结合自己的针灸临床经验编撰而成。于1935年问世，全书共分八卷，以十四经脉为纲，以三百六十五穴以及部分经外奇穴为目，每次之后列其主要证案，冠以针灸要法，为了便于初学者学习针灸知识，黄氏还以歌诀形式编写了《针灸经穴歌赋读本》内容精练，语言简洁，韵味浓郁，为普及和推广针灸医学做出了一定贡献。

·承淡安（1899-1957年）江苏省江阴人，著明的针灸学者、医家、教育家。承氏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幼就受到医学的熏陶，秉承家传，又得到当地名家师教，即擅长针灸医术，也精于内科杂病，悬壶济世，医技精湛，青年时代就声名鹊起，誉满江阴，苏州。

承氏一生，以振兴祖国的中医、针灸事业为已任。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面对崇洋媚外的国民政府执意要废除中医，取缔针灸的倒行逆施，他不畏强暴，挺身而出，兴废继绝，保护国粹，成为保护、捍卫针灸医学这一精粹遗产的勇士。1930年在无锡创办了中国针灸学研究社。为复兴针灸学术，1935年又东渡日本，进入东京高等针灸学院深造，次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还带回了在我国早以散失的元代滑伯仁的名著《十四经发挥》。回国后开办了中国针灸专科学校，创办了《针灸杂志》，抗日战争暴发以后，针灸研究社和针灸学校毁于一旦，承氏迁居四川成都，于1938年开办中国针灸讲习所。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在苏州恢复了针灸研究社。《中国针灸治疗学》是承氏编撰的具有代表性的一部针灸专著，成书于1928年，刊行于1931年。全书共分总论、经穴、手法、治疗四章，融汇新旧学说为一体，大量引用近代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知识，特别在阐述腧穴定位时，即以现代解剖部位作依据，又附以人体照片实录，使初学者易于掌握。论述刺法能删就简，用自己的临床出来的几种手法取而代之。对于274种病症的针灸治疗，涉及到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由于该书理论联系实际，且颇具个人独到见解，深受后人青睐，先后再版六次，供不应求。1940年在《中国针灸治疗学》的基础上又扩编了《中国针灸学讲义》以进一步适于针灸讲习所学员的学习。由于该书论述全面，深入浅出，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实用价值极高，深受后学者的欢迎，成为国民时期最有高学术水平和最有影响力的针灸教科书。解放以后1954年，被南京中医学院聘为校长，后又担任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职。

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针灸事业的振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毛主席亲自提出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发展方针，中国的中医针灸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51年以后我国相继成立了上海中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南京中医学院、成都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各院均设立了针推系，针灸疗法实验所等，培养针灸专业人才。1959年4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在全国召集了一系列会议，组织编写五大中医学院统编教材，使教学程度规范化、系统化，各大中医学院均设立了针灸推拿系，中医针灸又重见阳光。在民间社团相继成立了针灸学会、针灸研究所以及师带徒的形式，涌现出大批针灸名家，充实了针灸的社会地位。其代表人物如：承淡安、任作田、鲁之俊、朱璉、张缙、胡熙明、王雪苔、程莘农、贺普仁、彭静山、于书庄、肖少卿、黄羡明等等。他们都是负有高度使命感、责任感以针灸事业为已任，为振兴我国针灸事业呕心沥血，为中国针灸走向世界服务于全人类，不倦的工作着。使我国针灸走向世界，奕立在世界医林，这是中国的自豪、中华民族的自豪。